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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2022-05-22 famez

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

书籍名称:《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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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简介

导言



提起谭嗣同,人们总会想起他血洒刑场前的从容


不迫,也会想起“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”的英勇气概。1898年9月28日,谭嗣同与其他五位志士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遇害,“就义之日,观者万人”,谭嗣同“慷慨神气不少变。


……乃从容就戮。呜呼烈矣!”


梁启超:《谭嗣同传》。(凡著录本书的引文,不标明页码,在书内皆能查阅,下同。)


谭嗣同字复生,号壮飞,一号华相众生,一号东海褰冥氏。他的祖先原居住在福建省清


流县,后迁至湖南长沙。明末,七世祖濬轩公(讳世昌)为避乱,自长沙迁于浏阳,遂为浏阳人。曾祖经义,字镇方,号矩斋,累赠光禄大夫,教授乡里,以义称于时;妣氏李。祖学琴,字步襄,别字贵才,国子监生,以子继洵贵,累赠光禄大夫;妣氏毛,讳开,累赠一品夫人。父继洵,字敬甫,光禄大夫,赐进士出身。


母亲徐五缘,浏阳国子监生韶春之女,年十九适继洵,“归谭君也,食贫者十余年,随于京师者十余年,佐夫治家,条理毕具”


谭嗣同:《先妣徐夫人逸事状》。。早在七岁时,母亲挈伯兄嗣贻返浏阳就婚,谭嗣同送母至


卢沟桥,“目泪盈眶,强抑不令出”。返家后,因受庶母歧视,精神上受到很大刺激,整日沉默,忧郁成疾。十一岁时,父亲谭继洵由户部员外郎升任郎中,在通州任职,全家迁入京城。第二年京城发生白喉传染病,母亲和大哥嗣贻、二姐嗣淑都被感染,不治身亡。“是岁亲属殁京师者六人”


陈乃乾:《浏阳谭先生年谱》, 3页,见《谭浏阳全集》(附续编),陈乃乾校订,上海,上海文明书局,1917。。谭嗣同染疫死去三日后苏醒,所以父亲给他起了个字叫“复生”。“一旦失庇荫,未尝不或流涕思之”,家庭的不幸,在他幼小心灵处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《仁学?自叙》这样写道:“吾自少至壮,遍遭纲伦之厄,涵泳其苦,殆非生人所能任受,濒死累矣,而卒不死;由是益轻其生命,以为块然躯壳,除利人之外,复何足惜。深念高望,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。”梁启超说他:“幼丧母,为父妾所虐,备极孤孽苦,故操心危,虑患深,而德慧术智日增长焉。”


梁启超:《谭嗣同传》。谭嗣同自小在特殊的环境中长大,养成了刚强坚毅的性格。


十三岁时,父亲补授甘肃巩秦阶道,谭嗣同跟随父亲到了西北地区,观赏到“烟消大漠群山出,河入长天落日浮”


谭嗣同:《和景秋坪侍郎甘肃总督署拂云楼诗二篇》。、“远天连雪暗,落日入沙黄”


谭嗣同:《白草原五律》。的壮观景象。以后几年


内,多次往来于直隶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湖北、山西、安徽、江西、江苏等地,观察社会风情,了解民众疾苦,发出“露草逼蛩语,霜花凋雁翎。但忧悬磬室,兵气寓形”


谭嗣同:《武昌夜泊二篇》。的担忧和感叹,激起了


对清政府腐败统治的不满和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忱。


在游历名山大川的过程中,谭嗣同对书本知识作实地考察,辨别真伪。《毛诗》说“泾以渭浊”。孔颖达疏


曰:“泾水以有渭水清,故见泾水浊。”朱熹沿袭其说,曰:“泾浊渭清”。他则相反:“泾清渭浊”。谭嗣同多次途径甘肃,亲临泾、渭,“留心觇之”,


探究后明白了两河在不同时期的清浊变化:“当泾涨渭涸,则‘泾浊渭清’;泾涸渭涨,则‘泾清渭浊’。”


十九岁,与李闰结婚,妻子贤惠,谭嗣同曾赞道:“十五年来同学道,养亲抚侄赖君贤。”


谭嗣同:《戊戌北上留别内子》。



五岁时,谭嗣同在京始与仲兄嗣襄师从毕莼斋读书,读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等。八岁时,与伯兄嗣贻、仲兄嗣襄读书京师宣武城南,拜韩荪农为师。十岁起,从湖南名儒欧阳中鹄读书。欧阳先生推崇王夫之(号斋,一号船山,湖南浏阳人),自号瓣,取瓣香斋之意,谭嗣同开始接触王船山的思想。十三岁那年,与同县唐才常相识,两人共师事欧阳中鹄,结下同生死,共患难的“刎颈交”。十六岁时,拜同乡涂大围为师。谭嗣同师从欧阳中鹄、涂大围,有系统地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知识,学习算学及格致之类的自然科学,这些对其思想的形成有较大影响。


二十岁后,谭嗣同曾多次应试,均落第。二十八岁时,博览清代学者著作,尤其嗜好甘泉、焦循关于易学和数理的著作。次年在京师结识吴季清、吴樵(铁樵)父子,对自然科学产生兴趣,购买了当时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的自然科学


和广学会翻译的外国历史、地理、政治和耶稣教神学等书籍阅读,努力学习西方文化。


谭嗣同自述“二十学文”,初学桐城古文,后好魏、晋骈文。“少颇为桐城所震,刻意规之数年,久自以为似矣;出示人,亦以为似。……稍稍自惭,即又以自达。或授以魏、晋间文,乃大喜,时时籀绎,益笃耆之。由是上溯秦、汉,下循六朝,始悟心好沉博绝丽之文,子云所以独辽辽焉。”


谭嗣同:《三十自纪》。在三十岁以前,已完成诗文著作十六种二十四卷。


谭嗣同生活的时代,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的时期。1894年他三十岁,中日甲午战争爆发,北洋水师战败,“世变日亟”,“天朝上国”竟被“蕞尔小国”——日本击败,民族危机空前严重。奇耻大辱极大地震动并唤醒了国人,康有为领导的“公车上书”在社会上产生巨大的影响,形成强烈的变法维新思潮。谭嗣同在时局的刺激和维新思潮的推动下,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,谭嗣同这样写道:“世间物抵春愁,合向沧溟一哭休。四万万人齐下泪,天涯何处是神州?”


谭嗣同:《题江建霞东邻巧笑图诗》。他决心告别过去,抛弃旧学,干一番事业。1896年,听说康有为等在北京创办强学会,慕名往访,见到梁启超、麦孟华等志同道合者,“始备闻一切微言大义,竟与嗣同冥思者十同八九”


谭嗣同:《治事篇第十?湘粤》。。



1898年2月至4月,南学会在长沙开讲,谭嗣同作《论中国情形危急》演讲,“愿与诸君讲明今日危急情形,共相勉为实学,以救此至危急之局……夫日本席全盛之势,犹时恐危亡,忧及我国,我何可不自危而自振乎?”


谭嗣同:《论中国情形危急》。又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《湘报》,按日刊行;与熊希龄等组织延年会;与黄遵宪、唐才常等发起湖南不缠足会;湖南延年会在长沙成立,谭嗣同撰《叙》及《章程》等。在1898年4月23日《湘报》第四十二号上呼吁:“诸君诸君!我辈不好自为之,则去当奴仆、当牛马之日不远矣。”“今日救亡保命、至急不可缓之上策,过于学会者”


谭嗣同:《谭复生观察南学会第八次讲义》。。通过办学会,可以培养和团结一批通晓中、西学的知识分子,组织起致力于维新事业的骨干力量,从而“结群力厚”,以开风气而挽世变。


6月11日,光绪帝下《定国是诏》,宣布变法,百日维新开始。


9月5日,赏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、谭嗣同加四品卿衔,在军机章京行走,参预新政事宜。章京品级虽不高,却是光绪帝在军机处推行变法的得力助手。


18日,光绪帝命林旭传出“密诏”,令康有为“即速出外”。晚间,谭嗣同赴法华寺造访袁世凯,劝说袁世凯勤王,杀荣禄,除旧党。谭嗣同“尽以密谋告袁”,“袁尚未允也,然亦未决辞”。


19日,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回宫。21日政变发生,重新“训政”,废除新法。


政变发生后,京城及各地大肆搜捕维新人士,大难随时会降临到他们的身上。梁启超劝谭嗣同出走,谭嗣同说:“昔欲救皇上,既可救,今欲救(康)先生,亦可救,吾已事可办,惟待死期耳!”梁启超劝他一起去日本驻华使馆暂避,再谋出国,以图维新大业的复兴。谭嗣同执意不从,说自己受皇上恩宠,理应酬圣主的恩泽。


谭嗣同“竟日不出门,以待捕者”,捕者未至,“携所著书及诗文辞稿本数册,家书一箧”交给梁启超,说:“不有行者,以图将来;不有死者,以酬圣主。今南海(康有为)之生死未可卜,程婴杵臼,月照西乡,吾与足下分任之。”遂相与一抱而别。22日至24日三天,谭嗣同“复与侠士谋救皇上,事卒不成”


梁启超:《谭嗣同传》。。日本志士数名劝谭嗣同避难日本,不听,再三苦劝,谭嗣同说:“各国变法,不从流血而成,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,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,请自嗣同始!”


25日,清廷逮捕谭嗣同、杨锐、刘光第、林旭等,交刑部审讯。谭嗣同在狱中,“意气自若,终日绕行室中,拾取地上煤屑,就粉墙作书”


黄浚:《花随人圣盦摭忆》,141页,上海,上海书店出版社,1998。。题一诗于狱壁曰:“望门投宿思张俭,忍死须臾待杜根。我自横刀向天笑,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28日,谭嗣同、林旭、刘光第、杨深秀、康广仁、杨锐于北京菜市口遇难,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“就义之日,观者万人”,谭嗣同“慷慨神气不少变。时军机大臣刚毅监斩,君呼刚前曰:‘吾有一言。’刚去不听,乃从容就戮。呜呼烈矣!”



《仁学》是谭嗣同的代表作。《仁学》的写作酝酿于1896年,次年春写成,有上下两卷,凡五万言。


1896年,谭嗣同奉父命纳赀为候补知府,在南京候补一年,从居士杨仁山(文会)学佛学,“闭门养心读书,冥探孔、佛之精奥,会通群哲之心法”。1896年10月26日致函唐才常,提及撰述《仁学》事:“若夫近日所自治,则有更精于此者,颇思共相发明,别开一种冲决网罗之学。”1897年2月19日《致汪康年书》说:“斯事体大,未敢率尔,且亦不暇也。”“近始操觚为之,孤心万端,触绪纷出。非精探性天之大原,不能写出此数千年之祸象,与今日宜扫荡桎梏冲决网罗之故,便觉刺刺不能休,已得数十篇矣。少迟当寄上。”这样看来,所指写作宜为《仁学》,且至2月中旬,谭嗣同已完成“数十篇”了。


《仁学》写成后,未公开印行,谭嗣同曾“以示一二同志”


《新民丛报》创刊号(1902年2月8日出版),载有《仁学》广告,谓“著成后,恐骇流俗,故仅以示一二同志,秘未出世”。。梁启超在《三十自述》中说:“时谭复生宦隐金陵,间月至上海,相过从,连舆接席。复生著《仁学》,每成一篇,辄相商榷,相与治佛学,复生所以砥砺之者良厚。”


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?文集》之十一,18页,见《饮冰室合集》卷2,北京,中华书局,1936。看到原稿的“同志”还有唐才常、章太炎、宋恕等。


1896年8月,谭嗣同与宋恕同去上海,宋恕“惠之以诗”赠谭嗣同,谭嗣同以《酬宋燕生道长见报之作即用原韵》回赠,后附跋语:“丙申秋八月,偶客上海,燕生惠我以诗,人事卒卒,未有以报。及还金陵,乃克奉答,并书扇以俟指正。”《宋平子文钞》有《赠谭复生》:“五十年来数壮夫,南州一郭圣人徒。神交昔堕千行泪,声应今传万字书。”这“万字书”很可能是指《仁学》。


1897年初,梁启超致函严复说:“侪辈之中,见有浏阳谭君复生者,其慧不攘穗卿(夏曾佑),而力过之,真异才也。著《仁学》三卷,仅见其上卷,已为中国旧学所矣。此君前年在都与穗卿同职之,彼时觉以异于常人,近则深有得于佛学,一日千里,不可量也。”


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?文集》之一,110页,见《饮冰室合集》卷1,北京,中华书局,1936。


1897年4月15日,谭嗣同致唐才常函说:“嗣同蒿目时艰……止期直达所见,未暇弥纶群言,不免有所漏耳。”所说也是《仁学》。唐才常受其影响,于同年6月出版的《湘学报》上发表《质点配成万物说》,引用其说。谭嗣同读后,致函唐才常说:


得此则嗣同之《仁学》殆欲作,乃足下于《湘学报》一则曰:“绵《仁学》之公理”;再则曰:“《仁学》之真诠”;三则曰:“《仁学》大兴”;四则曰:“宅于《仁学》”;五则曰:“积《仁学》以融机械之心”;六则曰:“《仁学》大昌”。转令嗣同惭惶,虑《仁学》虚有其表,复何以副足下之重许?然近依《仁学》之理衍之,则读经不难,迎刃而解,且日出新义焉。


可见唐才常看到《仁学》,且受到影响。


章太炎看到《仁学》,是由宋恕“见示”的。《太炎先生自定年谱》光绪二十三年记载:“会平阳宋恕平子来,与语,甚相得。平子以浏阳谭嗣同所著《仁学》见示,余怪其杂糅,不甚许也。”


《宋恕师友手札》中多次提到谭嗣同的《仁学》,如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十一日章太炎《致宋恕书》第四书云:


复笙《仁学》,今见于《清议报》,其说以以脱为灵魂,不生不灭,故生死;原质托始,故尔我。其义可以振怯死之气,而泯小智之私,诚骜杰矣。惜天末相思,汨罗不出,不能与辩于梦寐之中,使果有此,则仆将自裂相说。今未见复笙,则参以实验,而知灵魂之未尝有也。


汤志钧:《读〈宋恕师友手札〉》,见《汤志钧史学论文集》,221~222页,上海,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,2013。


“复笙”,即谭嗣同。


《仁学》的问世在谭嗣同遇难以后。最先刊登《仁学》的是戊戌政变后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行的《清议报》,自1899年1月2日起至1901年12月21日止连载,共刊载十三次,历时近三年。略后是上海发行的《亚东时报》,自第五号(1899年1月1日)起连载,至第十九号(1900年2月28日)刊完,共刊载十四次,历时一年多。此后还有单行本出现。20世纪60年代初,汤志钧先生曾对《仁学》出版始末及各版本加以考核,认为最早刊登《仁学》的是《清议报》和《亚东时报》,但两者不是同源,《清议报》本源自梁启超所藏“副本”,而《亚东时报》本则源自唐才常的藏本。国民报社以后各本都沿用梁启超所藏“副本”。


参见汤志钧:《〈仁学〉版本探源》,载《学术月刊》,1963(5)。经追本溯源,以《亚东时报》版《仁学》为依据,与不同版本互勘校注,使《仁学》更接近原来面目。本卷采用的就是校注后的《仁学》。


《仁学》的理论来源,用谭嗣同自己的话说:“凡为仁学者,于佛书当通《华严》及心宗、相宗之书;于西书当通《新约》及算学、格致、社会学之书;于中国书当通《易》、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史记》及陶渊明、周茂叔、张横渠、陆子静、王阳明、王船山、黄梨洲之书。”


谭嗣同:《仁学?界说》。梁启超认为:“《仁学》之作,欲将科学、哲学、宗教冶为一炉,而更使适于人生之用,真可谓极大胆极辽远之一种计画。此计画吾不敢谓终成立之望,然以现在全世界学术进步之大势观之,则似为期尚早,况在嗣同当时之中国耶?”


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?专集》之三十四, 67页,见《饮冰室合集》卷8,北京,中华书局,1936。可见写作《仁学》的理论基础是以儒学为主,吸取佛学理念及自然科学知识,建立起新的理论体系。



《谭嗣同卷》由上、中、下三卷组成,上卷是《仁学》,中卷是谭嗣同自定的“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四种”,下卷是1894年后的诗文及报章文辑、书简、附录等。


谭嗣同是浏阳人,他说:“县产菊花石,尝铭以为砚,因名庐曰‘石菊影’。又以陶诗‘远我遗世情’之言,名堂曰‘远遗’。”


谭嗣同:《石菊影庐笔识?思篇》之四十一。谭嗣同生前编定旧学四种稿本:《寥天一阁文》卷一、卷二(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一种);《莽苍苍斋诗》卷一、卷二和补遗(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二种);《远遗堂集外文》初编、续编(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三种);《石菊影庐笔识》上、下卷(东海褰冥氏三十以前旧学弟四种)。1897年4月于南京,在刘淞芙的协助下以石刻版刊印。本卷按原顺序编入。


谭嗣同自幼接受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,文章、论说极有成就,诗篇也很出色,留下诗作达二百余首。


谭嗣同自定三十岁前后的诗文名称,即大致可以1894年为界,分作两个阶段:1894年前的诗篇大都收入《莽苍苍斋诗》卷一、卷二、补遗及《远遗堂集外文》初编、续编中;1894年后的诗篇大都收入《秋雨年华之馆丛脞书》卷一、卷二中。


谭嗣同去世后,梁启超搜集并刊载谭氏诗作,其中《题麦孺博扇有感旧四首之三》,刊载于《饮冰室合集?文集》“诗话”之首,并评价说:“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,是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,不待言矣。……浏阳殉国时,年仅三十二,故所谓新学之诗,寥寥极希。”该诗“其言沉郁哀艳,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,不知其何所指也。然遣情之中,字字得学道有得语,亦浏阳之所以为浏阳,新学之所以为新学欤!”


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?文集》之四十五(上),1页,见《饮冰室合集》卷5,北京,中华书局,1936。


梁启超对谭嗣同的诗作赞赏有加。如《晨登衡岳祝融峰》一诗是“浏阳人格,于此可见”,诗中有“身高殊不觉,四顾乃峰”句,是“何等自负语”,诗作于1896年“未出任天下事”之前,“先时之人物,其气魄固当尔尔”


梁启超:《饮冰室合集?文集》之四十五(上),42页,见《饮冰室合集》卷5。。如《丙申之春缘事以知府引见候补浙江寄别瓣师兼简同志诸子诗》,“此八章即其所谓三十年以后新学之初唱矣,沉雄俊远,诚在《莽苍苍斋》之上”。所遗憾的是“篇中语语有寄托,而其词瑰玮连犿,断非寻常所能索解,唐绂丞尝语余云:‘此诗惟我能解之。’余时匆匆未暇叩绂丞也,而今绂丞亦云亡,诵元遗山独恨人作郑笺之句,又怆然涕下矣”


同上书,40页。。


《石菊影庐笔识》上卷《学篇》,共七十七则


《谭浏阳全集》刊载《石菊影庐笔识》时只分段,数列,《谭嗣同全集》(蔡尚思、方行编,北京,三联书店,1954)分为七十六则;


《谭嗣同全集》(蔡尚思、方行编,增订本,北京,中华书局,1981)分为七十七则。,系谭氏多年累积的读书札记,凡经、史、子、集、理、化、天文、地理等,所不包。如六十三则的“透光镜”,当时人们不明其理,问与英人傅兰雅,并在《格致汇编》中解答原理。其实宋时已有人作过解释了。谭嗣同感叹时人之孤陋寡闻:“足证西人致思之精,益叹吾华人之学。并古人所已明者而失之,而琐琐问之西人,又奚但此一镜尔乎?”


谭嗣同:《石菊影庐笔识?学篇》之六十三。


《石菊影庐笔识》下卷《思篇》,共五十四则,包括杂记、诗文、掌故和交友情况。


谭嗣同传世的著述、信札不多。谭氏被捕前,因恐株连家属、师友, “曾把身边一切文件信札付之一炬”。遇害后:“一时新人物全数销声匿迹,算学馆形停顿,匿名揭贴满街都是,我祖父(欧阳中鹄)的名字,被劣绅们从圣庙的首事名册上撕下,说是‘毁圣叛君,不许与祭’。外边的谣言很大,说是要围搜我们的家,于是举凡与谭氏有往来的人家都相戒惧,就把谭先生的墨迹一齐毁了。”“所以他的尺牍,和当时一班青年志士与他论学论政的信流传甚少。”


欧阳予倩编:《谭嗣同书简?序》,5页,上海,文化供应社,1948。陆续发表的谭氏遗墨都是难得的灾后“烬余”,十分珍贵。


本卷上卷《仁学》采用汤志钧、汤仁泽校注后的《仁学》。中卷和下卷大多采用陈乃乾校订的《谭浏阳全集》(附续编)或张乃济编纂的《戊戌六君子遗集》刊载的诗文,两集均出版于1917年;另有篇目选自蔡尚思、方行编的《谭嗣同全集》。本集很多诗文、报章文辑出自当时报刊,如从《时务报》、《湘报》、《湘学报》、《清议报》、《知新报》、《亚东时报》等辑录下来的。这些早期报刊散藏在全国各主要图书馆,查阅不易,极为珍贵。


本卷还将欧阳予倩编纂的《谭嗣同书简》收入卷内,皆是劫后存世不多的信札,正如编者所言:


凡研究一个人物,单看人家所写的传记是不够的。从其人和朋友,尤其是和亲密的朋友的通信当中,最容易看出他的个性、人格、行为和风度。谭先生这些信,很能看得出他当时情绪的高涨和斗争的激烈。其中论述时事,慷慨激昂,尤其对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的愤慨,眦裂血沸之情,跃然纸上。


欧阳予倩编:《谭嗣同书简?序》,5~6页。


另有录自《湖南历史资料》刊载的《上谭继昇夫妇》、《致刘淞芙书其二》、《致张蓟云书》和《致李闰书》等信函,并附上原编者按语,以明材料的来源、书写年代等信息。

作者简介

人物简介


谭嗣同(1865—1898),湖南浏阳人,字复生,号壮飞。少时博览群书,“淹通群经”,凡经世致用之学,不论天文、地理、军事、政治、经济皆感兴趣。喜读王夫子著作,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。多次科考不第,此间游历西北、东南各地,观察风土,结交名士,思索救国良策。自甲午战争后,益发愤提倡新学。1897年与熊希龄等在长沙筹设时务学堂。次年与唐才常在长沙创办《湘报》、发起湖南不缠足会等,宣传变法,抨击旧政。1898年擢四品卿衔,在军机章京行走,参与新政事宜。戊戌政变起,与林旭等六人同在北京菜市口被害,史称“戊戌六君子”。


编者简介


汤仁泽,江苏常州人,1951年生。1983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历史系,1992年获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,1995年在日本大东文化大学研究生院修业文学博士课程。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。著作有:《经世悲欢:崇厚传》、《话说中国?枪炮轰鸣下的尊严》、《保皇?维新?〈知新报〉》(与汤志钧合著)、《〈仁学〉校注》(与汤志钧合著)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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